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旅行作家刘子超:他们的生活,哪怕再遥远,也与我有关

admin 2周前 ( 11-19 03:17 ) 7 抢沙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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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标题:旅行作家刘子超:他们的生活,哪怕再遥远,也与我有关

旅行作家刘子超:他们的生活,哪怕再遥远,也与我有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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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话

刘子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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名人面对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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旅行作家刘子超:他们的生活,哪怕再遥远,也与我有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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旅行作家刘子超:他们的生活,哪怕再遥远,也与我有关

△旅行作家 刘子超

刘子超,旅行作家。不久前,他刚刚出版了自己的第三本书《失落的卫星:深入中亚大陆的旅程》。在新书中他这样写道:

苏联解体后,中亚像一颗失落的卫星,迷失了方向。它在全球化的边缘与大国的夹缝中校正着自己的轨道。

我迷恋这种挣扎。寻觅的失重状态,而这种迷恋最终又转化为理解历史潮流的渴望,不管愿意与否,我们一直被这种潮流裹挟着前进。

——摘自《失落的卫星》

刘子超:旅途中你总会发现人的故事。人的经历,人的一生,是被它所处的时代、国家等很多东西决定的。有了更高的关照后,我写故事的意义,就不再仅仅是写外国某个人的故事,而是可以借此理解一个国家整体的国民性经历了什么。

我们与他相约在峨眉山中的一个小镇见面,不能出去的日子里,他常常来这里小住。

我想听听他看世界的故事,更想知道,看世界又反过来给他带来了什么?

旅行作家刘子超:他们的生活,哪怕再遥远,也与我有关

田川:你走了世界那么多地方,看过不同的风景。再走在禅道上的时候,还会觉得它美吗?

刘子超:会啊。这里的栈道、树,包括播放的音乐都是特别东方的,跟我在国外看的东西是两个不同体系。对我来说是同等,没有哪个在先或在后。初中看书的时候,我就会有意识的把两个不同的东西并置。比如上午我会看中国传统古典文学,下午就会转成看现代派小说。

田川:这样实践下来觉得对自己有帮助吗?

刘子超:我觉得是不会让我成为一个偏狭的民族主义者。不会认为我的就是最好的,中国的就是最好的,别人的都是垃圾。比如微博上有些民族主义腔调的人,可能会有一帮粉丝把他炒得很热。但我完全不想在公共场合宣扬这种情绪,哪怕也许它能给我带来粉丝或者流量,但我根本不care这些。

十多年间,刘子超游历中欧、南亚、中亚,作为一个外来者“超越偏见地观察这片土地”。

疫情下,他感叹“一切仿佛都在重置”。当暂停的旅行再次开始,这位年轻的旅行作家,又会如何面对这个“重置”的世界呢?

田川:当你特别进入状态,发自内心写故事的时候,你写的内容更多是关于什么的?

刘子超:我觉得是人吧。往大了说,你看了书里人的故事后,对里面讲的地方有了情感上的认知,而不只是知识上的认知。比如我们比较了解日本、美国,是因为我们跟这些地方的人有过大量的接触,或是去过这些地方,所以对他们的生活状态很了解。但谈到中亚,或是中东、非洲某个地方的时候,我们可能只有一些知识上的认知,但没有情感上的认知。我想做的就是展示人心的东西,让大家知道这些不太被重视的地方的人,我们该放在怎样的情感维度去考虑。我觉得这是有意义的,是我想做的。

学中文的塔吉克斯坦男孩幸运

在那个酷热无风的下午,我在国旗杆下遇到一个叫“幸运”的大学生。他拦住我说:哥,我给你免费当导游?我正在学汉语。

二十一岁的幸运长得又高又瘦,脸上有青春痘残留的痕迹。他穿着西裤和衬衫,像是还没出道的业务员。

——摘自《失落的卫星》

刘子超:我第一次在国外遇到想练中文的外国人。就好像90年代的时候,我们在上海或北京,会拦住外国人去练英文一样。我和幸运待了大概一周的时间,每天都见面。他有一个姐姐,当时他跟姐姐住,姐夫去俄罗斯打工了。因为历史惯性的原因吧,有很多中亚人还是会去俄罗斯打工。去俄罗斯打工的塔吉克人,一般都是做建筑工或修路的。在俄罗斯看到穿着橘红色背心的修路人,长的都是中亚人的脸,一般都是塔吉克人。塔吉克女人在俄罗斯一般做打扫卫生的工作,都是非常辛苦的底层劳动,而且我觉得俄罗斯好像对他们(塔吉克人)并不友善。但从这个小孩的身上,我看到中亚人的一个新选择。

田川:去中国可能是他们的一个新选择。

刘子超:对,而且后来幸运确实来中国了。

幸运想赚钱,但觉得这里没有机会。他的口头禅是,我被困在这里了,哥!以表达他的无助。很多时候,我觉得他说得没错。

幸运不太理解我到底想干什么。不过没关系。他想跟外国人泡在一起,缓解“被困在这里”的焦虑。他说,他愿意跟我一起去,去哪儿都行。

——摘自《失落的卫星》

刘子超:我觉得历史的转折点,都是通过一些微小事件体现出来的。

田川:你会觉得自己是转折点的见证者之一吗?

刘子超:我觉得自己既是见证者,也是潮流的推动者。如果中国要变成一个全球性、开放性的国家或文明,必然要求他的作家和知识分子去反思、去呈现、去梳理大量外部世界的经验。我觉得这事特重要,我应该去做。

小巴基本沿着国境线飞驰。

窗外是一片被遗忘的世界。小巴经过关闭的牛奶厂、石油厂和酿酒厂。政府没有试图恢复它们,而是任其荒废在那里。我感到自己好像在目睹一座废墟的形成,一个有人居住的城镇正在华为尘土。

——摘自《失落的卫星》

刘子超:在塔吉克斯坦拼车特别有意思,他们会把普通轿车的后备箱,再改装出三个供人坐的位置。所以车是没有后备箱的,行李都要绑到车顶上。

田川:你会尽量压缩自己带的东西吗?

刘子超:会,一般就一个登机箱加一个背包。

田川:你一般旅行要几天?

刘子超:长的时候可能有三四个月。

田川:三四个月就带这么少的东西吗?

刘子超:对。

田川:在拼车的程中,有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事吗?

刘子超:我们去帕米尔的时候,沿着阿富汗的边境线走。两边都是黄色的石头山,河的对岸就是阿富汗。你能看到阿富汗人穿着袍子,像一个影子一样在那边。虽然有的时候河道可能也就半个马路宽,但那可能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——心理距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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△拍摄于塔吉克斯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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△拍摄于帕米尔高原.布伦库里

刘子超:最开始计划去比如中东或非洲的时候,我想找些书来看。发现没有中国人写的书,在这方面我们没有自己的声音。可我在世界各地,甚至特别偏僻的地方,都遇到过凭着自己的直觉,和镀金时代对财富的向往,选择出海的中国人。比如有一次我在埃塞转机的时候,遇到一个中国人。他不会说英语,也看不懂英语,所以他就让我帮他办理转机手续。我问他要去哪,他说布基纳法索

田川:是哪里?

刘子超:是西非一个很小的国家,很多人都没听说过。那儿非常混乱,但是有金矿。如果你想在那边开金矿,是需要雇佣当地雇佣军的,不然很容易就被整个“突突”掉。但他一个完全没有外语能力的中国人,决定要过去。像这样的中国人挺多的,包括我在咸海碰到独自生活7年的中国人。我觉得有点不可思议,并没有中国作家像他们一样去到这些地方,然后写一写当地的事情。他们凭借的只是自己的直觉,两眼一抹黑就去了,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帮助他们。这些人,已经远远地走在作家群体的前面。

困守咸海的包工头“咸海王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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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了开采虫卵,咸海王已经在荒无人烟的咸海边生活了七年,每年有将近大半年的时间,他独自住在帐篷里。这里没有手机信号,没有网络,离最近的Wi-Fi也有一百六十公里。

“在这种地方待久了,都会有崩溃的时候。”

“怎么形容这种感觉呢?心慌得难受,坐也不是,站也不是 。不瞒你说,昨天我就差点崩溃。”

于是,他骑上四轮摩托,在无人的丘陵上狂奔。冲上高原,再冲下来,让飙升的肾上腺素麻痹自己。

这样折腾了一个多小时,脸已经被风吹得麻木,心里才终于好受一些。

——摘自《失落的卫星》

刘子超:他们也未必看书了,但我觉得书能给他们一种安慰。会知道有中国人来过这儿、写过这儿、跟当地有过接触,心里就会踏实。像拿破仑最开始开拓北非的时候,他的军队里带着考古学家、哲学家。我现在能明白他的用意了,虽然我们不是去殖民或征服的。但在文化上的认知、书写,这种叙事传统的积累和建立,一定会有它的价值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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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刘子超看来,旅行是一场孤独的苦修。在他的书里,这一场苦修,离不开各种各样的酒。

捷克的啤酒很便宜,10元人民币就能喝到0.5升的新鲜生啤。

冰镇的托卡伊贵腐葡萄酒,是我很早就想尝试的一款酒。用来酿这种酒的葡萄是最甜的一种。

我知道维拉尼的品丽珠非常出色,便购买了2升。老板用透明的塑料桶灌装给我,价格不过30多元人民币。

——摘自《午夜降临前抵达》

刘子超:旅行中,孤独是会被放大的。有时候确实让人觉得难以忍受,尤其是长时间的旅行。

田川:哪次旅行让你觉得很痛苦?

刘子超:经常。如果不是跟团,是自己安排时间的漫游式旅行。经常会有空着、不知道该干嘛的时间,这段时间你的孤独感就会被放大。酒吧是一个容易遇到人的地方,也是人愿意打开自己去交流的地方。所以在酒吧会遇到很多意想不到的事情,是作为一个旅行者很难遇到的一些经历。

田川:比如是什么?

刘子超:比如在乌兹别克的时候,我在酒吧遇到一个乌兹别克商人。刚认识,他就带我去了一个脱衣舞酒吧。我还挺开眼界的,因为我觉得乌兹别克是一个穆斯林国家,但没想到酒吧氛围其实很不一般。他指着其中一个跳钢管舞的女孩说,那是他以前一起同居过的女朋友。当时那个女孩坐在另一个人的大腿上跳舞。我问他有没有觉得难过或不爽?他说这就是乌兹别克的现实。他特别喜欢跟我说这句话“这就是乌兹别克的现实”。他喜欢带我去看他觉得是现实的东西,不是雷达能辐射到的地方。是他觉得可以彰显他对这个国家了解的地方。如果不去酒吧,我就遇不到这样的人。

田川:你觉得再去旅行的时候,会和以前旅行的状态不同吗?

刘子超:我觉得会有不同,但未必是本质上的。我们的交流方式是长时间形成的,不是一个事件能改变或彻底颠覆的。我们还是需要拥抱,还是需要亲吻,还是需要近距离的接触。这是人性的一部分,是不会被一场疫病所改变的。

田川:那改变的部分是什么?

刘子超:是在情感外面包了一层东西的感觉,可能需要稍微费点力去把它敲碎,而不像过去它本身就展开给你了。

“一杯啤酒下肚,听着酒吧里的轻摇滚,我更多感到的是长途旅行即将结束时的失落。我回想着柏林出发那天的情景,回想着德累斯顿的夕阳,回想着布拉格的三姐妹。我像扒线头一样逐一回想一路上的见闻……那像是很久以前的事儿了。那时的我和现在的我有什么不同?或者说,旅行究竟在何种程度上改变了我?

我相信,至少是理论上,旅行或多或少会改变一个人,会使那个人朝着更宽容、更理性,对世界的理解力更全面的迈进几步。

——摘自《午夜降临前抵达》

田川:我知道它的存在但我没去过,和你真正亲身去到那里,会有多大落差?

刘子超:通过谷歌的街景,你可以去到世界任何地方。可跟你直接到那儿去,真的摸到那里的东西,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。我觉得有点像泡温泉,温泉水跟你自家浴缸里的热水,泡了之后你就知道是不一样的。我觉得那点差别,就是我们还在不断去不同地方的意义,去体验那些差别、那些触感。

田川:如果在未来的世界里,我们没法再去旅行了,你觉得我们会失去什么?

刘子超:我觉得对我来说是梦想吧。就像如果再也不会做梦了,也不会觉得怎么样,也不会死,总有一天会适应的,但就是存有深深的遗憾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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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导:高舒晴

文案编辑:612

编辑:林梓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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